商丘市位于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处，是河南省的东大门配资平台导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底蕴深厚，经考古实证有7000年的文明史，是殷商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马庄遗址位于商丘市虞城县沙集乡马庄村，经考古实证，该遗址是商丘市境内目前已知唯一一处最早期史前文化遗址。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提出“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豫东计划）课题，随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于1994年10月8日至11月28日对虞城县马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开挖探方8个，发掘面积203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骨器、蚌器、角器、牙饰、玉器、瓷器、金属器物等文化遗存，将该遗址认定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明清时期文化遗存叠压而成的遗址。其中，“第五层遗存”距今约7000-5000年，分为A、B、C、D四个文化层，共发掘出土居址柱洞2个、灰坑1个、墓葬23座及仰韶文化、北辛文化时期的遗物，在墓葬和居址中出土象征王权或军权的石钺9枚、祭祀礼器玉璜1枚、随葬肥足、高足彩陶豆和陶觚等专属祭祀礼器若干、刻有疑似文字符号或疑似先天八卦阳爻、坤卦符号“一、三三”的骨器2件及蚌器、角器、牙饰物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器物若干。
中美联合考古队虞城县马庄遗址考古发掘的参与者高天麟、唐际根及荆志淳（美籍）等教授执笔，撰写了《豫东考古报告----“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野外勘察与发掘》一书，于201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展开剩余86%《豫东考古报告》对虞城县马庄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情况及出土遗物、遗迹和墓葬的年代、文化面貌特征、遗址的历史性、遗址的文化类型等进行了详实描述和客观评价及总结。此次考古结论显示：“豫东计划”的成果填补了“商研究”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资料空白。发现的考古资料，例如马庄遗址第五层史前文化的考古资料，对于认识中国文明起源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建立起豫东地区仰韶时代至岳石文化时期之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所以，笔者对《豫东考古报告》进行了认真研读、思考和体会，认为此次考古成果能实证虞城县马庄遗址是商丘早期文明的诞生地。
马庄遗址出现了商丘最早期人类居址。
《豫东考古报告》显示：“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距地表深2.7--2.8米处⑤C层下，发现2个圆形居址柱洞，直径均为0.2、深0.15米。其中，D1内填土为白色料姜石。D2明显分为内、外两圈。内圈所填为含料姜石的灰土，外圈为红烧土砸实，宽约0.03 米。探方范围之外的同一地层中或许还有柱洞存在，因未经发掘，不能证实。从柱洞结构判断，系建筑遗迹。其年代属“马庄第五层遗存”的偏早阶段。”
“在马庄遗址发掘范围内，属于居址遗迹的主要是文化层。其中⑤D层发现2个柱洞，但未清理出柱洞所依附的建筑遗迹。⑤A层下的灰坑98HYMH4是一个不规则坑，与窖穴无关。然而地层中的大量陶片，以及零星出土的骨蚌器、石器，表明“第五层文化”的居民点即在附近。如果扩大发掘面积，有可能找到当时的居住建筑。”
马庄遗址出现了商丘最早期火烧建筑材料
《豫东考古报告》显示：“马庄遗址除发现居址柱洞之外，在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⑤C层还发现一些烧结的草拌泥红烧土块。这些烧土块形状不规则，大小不等。多数长 10--20厘米。烧土内有明显的草梗痕迹。有的还保留了完整的面、明显系人工拍打平整。这种红烧土块应是残存的建筑遗迹。”
马庄遗址出现了一批商丘最早期墓葬
《豫东考古报告》显示：“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⑤C层与⑤B层之间还间隔了一批墓葬。墓葬保存了一批较好的人骨标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这批人骨为样品的，测出另外一批“C数据。这批人骨14C数据应真实反映了第五层遗存中的墓葬年代。数据经树轮校正后，反映出马庄这批墓葬年代应在公元前3300至前3700年。”
马庄遗址诞生了商丘最早期王权或军权
石钺是王权或军权的象征，在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址居址和墓葬地层中共发现石钺9件。《豫东考古报告》显示：
“墓地中有5座墓葬中出土有石器，而且这几件石钺形制略不相同，分A、B、C三种类型，其中C型钺见于居址中。此种钺为长梯形。居址中有石钺4件，均残存刃部。材质未鉴定，分二式。”
“石钺是当时十分流行并且受到高度重视的器类。在马庄遗址它不仅出土数量最多，而且是唯一被用于随葬的石器。这种石钺被磨制成弧角的，中间带圆孔。具有明显的形制特点。石钺或与后世象征军权的玉钺和铜钺有一定关联性。”
马庄遗址产生了商丘最早期宗教信仰，有了相对固定的礼制和礼器，出现了商丘最早期的食器和酒器
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专属随葬礼器的使用和礼器配置表明，马庄遗址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时期已经产生了宗教信仰，且有相对固定的礼制和礼器。《豫东考古报告》显示：
“马庄墓地的墓葬随葬品之所以与地层所见器物有所不同，在于它们的“专属性”，即它们是专门为死者随葬用的礼器。”
“用于随葬的器物主要包括肥足彩陶豆、高足彩陶豆、觚形器和多种形制的石钺。其中肥足彩陶豆、高足彩陶豆都有较大的豆盘和较高的圈足，制作精良、考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圈足和腹部都加了陶衣，而且绘制了彩色图案。这些陶豆可以盛装较多的食物，由于有圈足可以平稳地放置在地下，平视时则可以看到腹部或圈足部的纹饰。这种器物用于“祀鬼神”是非常合适的。随葬品中的陶觚容量较小，容易倾倒泻出，似可盛装液体。从而功能上与陶豆互补。至于石钺或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豆、觚与斧都是比较特殊的器物。豆是盛食器，后世尤其东周以降成为主要的祭器之一。根据海岱地区觚形器的演化，以及二里头陶觚来自于东方，可见觚形器显然是夏商周时期的陶觚、铜觚的先祖。石钺或与后世象征军权的玉钺和铜钺有一定关联性。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些随葬品并非普通陶器或石器。它们不见于地层，实际上是因为它们是专门用来事鬼神的随葬品。这批随葬品，代表的是当时精神层面的文化。他们的使用，表明马庄类型史前文化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礼制”。而作为随葬礼器的使用，当时显然实现了“食器+酒器”的配置。石斧则可能象征特殊身份。”
马庄遗址出现了商丘最早期“礼天地四方”特殊礼器---玉璜
在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的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中发现了玉器1件，似为玉璜残件，《周礼》一书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豫东考古报告》显示：“残玉饰1件，料色为青色，出土时大部分变白。弧背扁体，似为玉璜残件。背部原有穿孔。内弧部有残失，长5、厚0.6厘米。”
马庄遗址出现了商丘最早期刻在甲骨上疑似文字或疑似先天八卦阳爻、坤卦的刻符“一、三三”及描绘在陶器上疑似“田”字形文字的纹饰。
《豫东考古报告》显示：
“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出土残骨器2件，其中，1件为骨器，标本94HYMT8⑤C:61，两面有凹槽。用途不明。残长4、最宽处 2.5厘米。”
“1件为残骨片，标本94HYMT3 ⑤A: 62，一面有两组各三道刻槽。用途不明。残长 7、宽3.5--4厘米。”
“墓葬中标本94HYMM25:1，口沿上部饰带状花纹，腹部饰两周相连的斜置“田”字形图案，并以两两一组的条带分开，圈足部通体施以红彩。高13.1、口径18.5、底径13厘米。”
经笔者反复比对，骨器上两面凹槽的图形均和汉字的“一”相吻合，也与先天八卦阳爻图形“一”相吻合。
两组各三道刻槽图形“三三”与先天八卦坤卦图形“三三”相吻合。
墓葬随葬彩陶豆纹饰图案“田”与甲骨文和汉字“田”图案向吻合。
笔者思忖：马庄遗址出土的“一、三三、田”刻符和纹饰是否是商丘最早期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或者是最早期的天文历法？
马庄遗址诞生了商丘最早期史前文化---马庄文化
《豫东考古报告》显示：
“马庄遗址并非性质单一的遗址。马庄第五层遗存是此次发掘所获年代最早的遗存。但随后遗址被不间断使用。因此遗址发现有龙山文化、商文化，以及西周、东周、汉代至明清的遗存”。
“既然无法将马庄第五层遗存归于现今已知的任何一种史前文化，我们不妨强调其文化构成所具有的复杂性或其“交融性”一面，即认为:马庄第五层遗存代表的是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早期豫东地区诸地域文化，尤其是东、西两大文化版块交汇作用下产生的一种史前文化。它与此前发现的鹿邑武庄一期、开封椅圈马一、二期遗存性质相同或相近。考虑到马庄第五层遗存发掘有一定面积，虽然陶片残碎但基本能够反映该支文化的面貌特征，特别是遗址中发现一批保存相对较好的墓葬，我们或可将这支文化称为‘马庄类型史前文化’，或直接命名为‘马庄文化’。”
综上所述，虞城县马庄遗址考古成果，实证了商丘7000年的文明史，充分印证了马庄遗址是马庄文化和商丘早期文明的诞生地，印证了马庄文化是由商丘本土文化与东夷文化、仰韶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相融合的结晶。
马庄文化内涵丰富，价值巨大，它既是商丘早期文明的起始点，是商丘地区本土商文化的萌芽阶段，为子氏契商部落的先商、早商文化在商丘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同时也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的理论研究和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和物证支撑。
注：撰写本文的参考文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豫东考古报告----“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野外勘察与发掘》一书。（马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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