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和朋友在远东种了1200亩大豆，占中国进口量6.2万分之一配资吧，微不足道。但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大豆的历史：它曾经是中国东北最重要的作物，无数影响东北的历史事件皆因它而起。而我是个东北人，大豆也应与我有关。
如果看视频，估计会以为我正开车行驶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而我从来没想过，当充满枯萎干燥芦苇的沼泽地大到一定程度时，它看起来就像是非洲的稀树草原。但这和稀树草原可谓南辕北辙——因为这里是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远东”。
我来这是为了种大豆。
2025年，中国从全世界进口了1.1183亿吨大豆。因为担心贸易战升级，中国买家开始提前从南美大规模采购大豆，这让5月到10月份中国大豆进口量连续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转眼到了十月底，最重要的国际新闻之一是中美领导人会晤，我国开始重新采购美国大豆。两个多月后，中国已经买入近1000万吨美国大豆。
我也算参与了这场关于国际关系的游戏。去年，我和朋友在俄罗斯远东种了1200亩地的大豆。这些大豆的收成，差不多占了大豆进口量的6.2万分之一。微不足道。
但是我用了三年的时间才获得参与这个游戏的资格。不过如果再仔细想想，这是个六年前就开始的想法。经常感觉人生的道路是被牵引的，而不是被计划的。我和大豆的关系就是这样。
两次相遇
那是在2020年的十一假期，我回了趟老家齐齐哈尔。齐齐哈尔旁边是大庆，我的好朋友丰泽是大庆人，也回来了。我俩完全没有设计行程，都出发了才商量去哪。
我说我还没见过黑龙江那条江，能不能去看看。很多人都以为自己看过黑龙江，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印象里横穿黑龙江省的那条江是在哈尔滨的松花江——真正的黑龙江是中俄边境的界江。所以黑龙江距离大部分黑龙江人来说都很遥远，可能看过长江的黑龙江人都比看过黑龙江的黑龙江人多。
从齐齐哈尔一路向北开，就能到黑河，这里能看到黑龙江。但丰泽说他去过黑河了，换个地，于是我俩决定一路干到黑河下面的逊克县。十月逊克的清晨已经凉了下来，赤手直接拿着金属外壳的相机会感觉很凉。我特意找出了手套，一边拍一边走向黑龙江。
终于，我看到了无数次应该早就出现在我生命里的那条大江。河岸是多么的平静，秋天金色的大森林喧响，美丽波浪，起伏灿烂闪银光。当我凝视着雄壮美丽的大河，突然眼中出现了实在无法理解的东西：远处有一个巨大的、长得像没了一半螺旋的 DNA 的雕塑。我实在无法理解那到底是啥玩意，就一路向着二胡卵子走去。
可这个雕塑实在是太抽象了，我就算到了它下面也没看出来是啥。这东西至少有三层楼高，甚至有一点巨物恐惧。我绕到了前面，终于看到了牌子：
大豆荚
逊克 中国大豆之乡
牌子还告诉我，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荚。太莫名其妙了，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逊克要放一个巨大的豆荚在黑龙江边？人面对冲击的时候是无法思考的，我也就没继续想。但是在回去的路上，我看到了一大片广袤无垠的田。里面的地已经收了，但田的边缘还留有不少齐腰高的枯萎植物。开了一会又看到一个牌子，只能看清最大的三个字：“试验田”。我好奇，就下了车。
成熟后没有收获的大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还是作物形态的大豆。这时候我回过神了，查了下，原来逊克有200万亩大豆田，这比香港的陆地面积和崇明岛还大。那感觉如果你有一个香港那么多的大豆田，放个最大的豆荚雕塑也不是不能理解。这是我和大豆的一次相遇。
大豆、大豆、大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你有多重要。在绝大部分语境下，大豆就是黄豆（比如大豆期货），而毛豆则是黄豆的未成熟状态。
今天，大豆首先以几乎不可见的微量，悄悄把现代生活黏合在一起：它以0.1%—2% 的卵磷脂潜伏在配料表深处，乳化本不相溶的液体、防止人造黄油中水分与油脂分离、让面包与蛋糕更柔软耐放、使巧克力涂层更均匀、花生酱更细腻，并令速溶粉更易溶化。与之并肩的是微量添加的大豆蛋白：在肉类、香肠、面包与蛋糕里锁水锁味、在汤汁里增稠、在甜甜圈里固定游离油脂以浓郁而不腻、在打发奶油中帮助形成洁白的泡沫结构，甚至帮助面包漂白成色。在加工食品中，大豆以极小的占比悄然定义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口感与外观。
然而，大豆真正的统治力体现在它是全球蛋白质引擎的核心角色。尽管我们对食用大豆充满经验，可这仅是冰山一角。全球超过九成的大豆蛋白最终会被转化为动物饲料，支撑起规模空前的现代化畜牧业。从美洲的养殖场到亚洲的餐桌，肉类消费的增长与廉价大豆的稳定供给密不可分——甚至“大豆粕当量”已成为衡量其他饲料蛋白价值的基准。很多作物都是食材，可大豆是全球食物链的战略资源。
换句话说，如果大豆出现问题，可能会让我们吃不起肉。具体点说，烧烤店里的花毛一体还会存在，但够呛能疯狂撸肉串了。
这种无处不在的需求将大豆推上了全球贸易的王座。作为世界种植面积第四大的作物和最大的油料作物，大豆就是国际化的代名词——一颗在巴拉圭收获的大豆，可能在阿根廷加工，最终由日内瓦的贸易商销往中国。这庞大的产量与复杂的贸易网络，使其成为全球交易量第三大的农产品，并为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六个主要出口国创造了最高的农业出口价值。从一滴融入牛奶的卵磷脂，到一艘横跨大洋的货轮，大豆以其无与伦比的渗透力，深刻地塑造了我们吃什么、如何生产食物，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命脉。
黑龙江那次之后，我和大豆的第二次相遇，也是让我彻底沉迷于大豆的，则更为隐喻。
也是同一年，我和朋友去了一趟中朝边境的开山屯。这个屯子在那个时候非常符合对于衰落东北的刻板印象。年轻人大多都走了，政府建了两列筒子楼希望更好的帮助居民集中养老。路上空荡荡，没车、也没有几家店开门，倒是铺满了晾晒的豆角干、茄子干和土豆干。时间在赋予食材另一种风味。
我们沿着村里的主干道一直走，走到了早已荒废的开山屯站。站牌上下一站是空的，因为几百米外就是朝鲜。回来的路上，我们偶然（也有些蓄意）钻进了一个废弃电影院，从里面见到了几卷就胶片。朋友 Tianxi 正好擅长老胶片修复，他就带回去做了处理。结果让我们非常惊讶：
这是一支交响乐团，和一支民族乐团的演出照片。什么样的屯子，能拥有两支自己的乐团？
我沿着这个好奇找下去，一条历史的脉络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这里有两支乐团，是因为繁荣的经济。虽然今天只能从建筑的遗迹中看到只言片语，但开山屯曾经拥有当时全国唯一的高级精制木浆工厂，新中国造纸业的龙头。镇卫生所的人和我说，当年“这里有协和之外全国第二好的烧伤科”。而之所以工厂在这里，是因为东北的优质原木。日本在此设立国策公司“东满纸浆公司”（東満パルプ会社）。这里生产的纸浆，超越彼时日本本土，堪称远东第一。
而在日本占领时期，这里有另外一个名字“间岛”。
图们江自茂山之下多滩地，开山屯前一段最大，绵延十里、二千余亩。1712年中朝以江为界，此地在江北，属中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朝鲜北部连年灾荒，导致大批饥民越江进入延边地区“私垦”。清政府因朝鲜为藩属国，未予强行驱离，致使这些难民从“朝耕暮归”逐渐转为携眷定居。随着朝鲜垦民对水利需求的增加，他们在江北开凿水渠，引江水支流，制造出一片两江相夹的滩地，即所谓“假江”。1883年首次勘界后，朝鲜官员李重夏开始在文书中称此地为“间岛”。
日俄战争后，日本对其先前承认“图们江为界”的立场发生根本逆转，转而觊觎延边地区。伊藤博文等高层开始派遣间谍，以游客、商人身份潜入延吉刺探情报。他们利用当地朝鲜人对滩地的“间岛”旧称，将此概念恶意扩大化。为制造侵略舆论，日本御用文人们通过著书立说，肆意歪曲地理，将海兰江、布尔哈通河等妄称为图们江，将“间岛”范围无限扩大，甚至宣称其面积堪比日本九州。其真实意图是先将欲占领土地混淆为“间岛”，再借“归属未定”之名伺机夺取。
这里就是日本正式开始侵华的第一站。但又为什么选择此处呢？
这首先是此处独特的地理位置。1905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延边成为中日“接壤”地区。日本方面认为，经由延吉道这条“捷径”进入东北腹地，可以避开中国在奉天等地的主要阻力，因此一直谋求修建从朝鲜清津直达吉林的铁路。
但另一方面，就是经济价值。延边地区资源极其丰富，土壤肥沃。日本驻朝司令长官长谷川好道曾力主占领此地，因为该地区是维持其在朝殖民统治的“重要物资命脉”——当时朝鲜北部所需的物资，特别是大豆，均严重依赖延吉的生产供给。
又是大豆。
这时候我意识到，如果我想更加了解我的家乡，那我不能不研究大豆。东北近代史的开端、世界全球化的开端，不光由经济塑造、由政治塑造，更由大豆参与塑造。
正如后来美国驻伪满洲国官方顾问乔治·布朗森·雷亚（George Bronson Rea）所说：
“从高级外交到不起眼的大豆，两者似乎相去甚远。然而，我们坚信，（满洲）过去和现在的商业局势，以及那个棘手的满洲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都与对这唯一一种产品的控制权紧密相连。”
大豆是豆浆、豆腐、卵磷脂、人造黄油、动物饲料......但在我的家乡，它首先就是历史本身。
“满洲豆”
1872年8 ⽉ 8 ⽇，池上四郎、武市正于和彭城中平三人接到了日本帝国参议陆军⼤将西乡隆盛的命令，前往清国辽河下游的营口，伪装成商人考察满洲（今我国东北）。那是明治五年，西乡隆盛正在研究日本、朝鲜与清国的东方问题，为日后征韩作准备。
一年后，三人向政府提交了《满洲视察复命书》，它是日本最早的对华报告。在汇报的一开始，他们着重描写了大豆的情况：
“从冬天到春天，不停地从内地⽔路运来⼤⾖，不顾寒冷，不分昼夜，⼏⼗辆马车朝着⼀个⽅向⽽来。⼤商⼈都会把⼤⾖买下来堆成直径两间多的圆形⼤⾖⼭，⾼超过两丈。到底贮存了多少根本数不清。”
那一刻还没有人能意识到，大豆已经作为豆浆和豆腐的原料，被东亚人种植了上千年——但在再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里，小小的、黄色的豆子将会让全世界变得天翻地覆。
不过当时大豆和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关系；而大豆生产的中心，还在被称呼为“满洲”的中国东北 。
在当时，满洲是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地。从奉天（今沈阳）东部丘陵到辽河和松花江河谷，整片地区都在种植大豆。夏季高温让大豆生长，秋季低温干燥帮助保存大豆，冬季的严寒让大豆免受病虫害侵袭，这是一片大豆的土地。
《满洲视察复命书》被提交给日本帝国政府十五年后的1885年，三位作者均已战死，但来往满洲的日本人却络绎不绝。陆军将校者菊地节藏在从沙俄返回日本的路上，假以“归国”的名义穿越满洲，实则为日军进行间谍工作。在这一路上，他频繁观察清朝人对军马的饲养方式——满洲的军马要优于日本和沙俄。为了强壮军马，清廷的官兵们大量的把大豆榨油后的豆渣变成豆饼来作为饲料。一块豆饼直径25 ⼨、厚5 ⼨、重25 ⽄，可以作为三匹马一天的饲料。他在记录中写道：“我国本来也有制造⾖油的习惯，现在产量也还很多。如果⽤⾖饼来做军马饲料之⼀，不仅可以扩充军马饲料的种类，还可以像清国那样养成储存饲料的习惯，这是饲养军马不可缺少的。”
作为军人的菊地节藏高估了日本大豆的产量，也低估了日本对于大豆的需求。日本本土的大豆在二十世纪初已无法满足需求。从1882到1902年的二十年里，日本大豆进口额增长了四百倍，大部分都来自满洲。日本的稻米在明治维新后逐渐抛弃传统鱼肥，转用豆饼。到了1903年，日本58% 的肥料来自于满洲。
从出口日本开始，大豆终于开始缓慢却剧烈的登上国际舞台。
今天大豆在全球的流行，经常让我们忽略一件事：仅仅在一百年前，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根本都没听说过大豆；除东亚外少数和大豆有过接触的人，更多对大豆是厌恶之情。
大豆早在18世纪便传入欧洲和北美，但绝大部分时间大豆只是被当作植物园里的珍奇植物。奥匈帝国的农学家弗⾥德⾥希·哈伯兰特认为大豆足够营养，所以努力推荐大豆到整片地区——但他有个疏忽：没来过东亚，更不知道东亚人是怎么食用大豆的。他的推广里依然让大豆按照欧洲传统将大豆磨成粉加到菜里。他儿子继承了他对大豆的热忱，也继承了他的疏忽，同样忽略了如何食用大豆。没吃过豆腐也没喝过豆浆导致最开始接触大豆的欧洲人厌恶它的味道，习惯了面包的人认为它充满了“豆腥味儿”，也难以达到欧洲人偏爱的柔软口感。一位19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农业教授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大豆“令人作呕，作为豆类完全无法食用，作为油料作物也没有任何价值”。
美国农民倒是不想吃，而是非常迫切的希望大豆可以用于轮作固氮，来帮助他们更好的种植玉米和小麦。氮、磷、钾是植物生长必备的三种元素，但直到二十世纪初化学家才研究明白如何人工合成氮肥。贫穷却让农民无法奢侈地大量使用氮肥。⼤⾖根部的根瘤可以和特定细菌形成共生关系， 让⼟壤包含来⾃空⽓中的氮元素。大豆似乎解决了美国农民的困扰——除了他们也忽略了一点：豆科植物必需要找到特定的细菌才能固氮，显然美国的土地里没有这种来自东亚的细菌。
正当世界对大豆一筹莫展之时，日俄战争让人们意识到了大豆的潜力——即便不吃，也是极好的物资。
日本大量使用和食用大豆作为军需物资，沙俄的军队利用大豆作为军马的饲料，双方都使用豆油作为肥皂的生产原料以及炮兵装备和车轴的润滑剂。而对大豆产业来说，最重要是这场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让欧洲军事观察员首次大规模见证了大豆的巨大潜力——尤其是用于后勤军事保障。与此同时，人造黄油越来越流行，大豆是更好的原料。人需要脂肪，而脂肪需要大豆。
对于世界来说，从此满洲作为大豆主产地变得越来越重要。1911年上海海关的⼀份报告强调：“⼤⾖在洲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不过是近三年的事，其迅速崛起确实是近代商业史上最引⼈瞩⽬的事件之⼀。”同年，美国驻北京⼤使向国务院报告称：“直到最近世界对与⼀个名为满洲的地区进⾏贸易往来的可能性⼏乎⼀⽆所知——⽽正是这个地区向全球市场输送着⼤⾖。如今，满洲的经济发展正受到纽约、 伦敦、汉堡、西雅图等地的密切关注。这⼀切完全归功于大豆，其需求激增的程度堪称『贸易史上空前绝后。』”
据估计，当时满洲的大豆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39% 至60%。甚至有资料认为其产量超过了中国其他地区、日本、朝鲜和美国的总和。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的大豆产量一度占世界总产量的90% 以上。很多人直接把大豆叫做“满洲豆”（Manchurian Bean）。大豆同时也是贫弱的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其出口额在全国商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911年的10.1% 提升到1928年的19.8%——甚至大豆产品总价值已是丝绸出口额的十倍有余。
地主王哥
事情要回到两年前，我和丰泽在另一个无所事事的冬天说走就走去了鹤岗。在鹤岗下面的萝北县，经朋友三江介绍认识了王哥。王哥在俄罗斯种了十多年地了，我们想让他带带我们。我感觉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大豆，没有什么比创造个缘分去种大豆更好的办法了。
很难形容王哥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农民，看着就像是你在东北村里能看到的种地好手。黝黑的皮肤、极其匀称的体型和有力的双手让你可以想象他干活时的利索，也同样在农闲时节一旦不干活就会被一些多年劳累所带来的小毛病所困扰。我第一次见王哥的时候他穿着一件深蓝色、有点洗得发白的抓绒衣，之后我几乎每次见他他都穿不同颜色却都发白的抓绒衣。仿佛外界的温度于他何加焉，不论寒暑，都穿这样。
但王哥又不只是农民，他也是地主。最标准意义上的地主，在远东承包了一万五千亩地，面积相当于一个西湖加五个故宫。同时他还是掌握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因为如此大的土地基本都靠机械作业。王哥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一点点积累出了自己的农机帝国。
但王哥又不像地主、更不像资本家：首先他对挣绝对意义上的钱没有兴趣，虽然他嘴上说的是钱，但一切收入都会被他投入到更多的地里。他挣钱是为了种地，而种地却不是为了存钱。我最开始感觉他很像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述的那种美国黄金时代企业家，但，也不是。王哥并不想荣耀上帝，他不想荣耀任何事儿。据我观察他甚至没啥娱乐活动，短视频都不咋看，就是想种更多的地。但好像也没个为啥，就是想种更多的地。
后来我和丰泽观察，在远东种地的农民普遍都有这种“老子种地是为了种更多的地”这种情结。这会让他们的生意陷入相似的历史循环：白手起家——种了一点地——种比较多的地——种更多的地——一个荒年，全赔进去——种一点地——种比较多的地——种更多的地——又一个荒年，又一次轮回。
我认识王哥的时候，他本无意带我们一起去种地。因为他正处在第二还是第三个“种更多的地”这一阶段，属于巅峰期。王哥眼里只有更多的地，没有我们这种不会种地的废物。种地归根结底还是个技术活，我和丰泽都属于五谷能分出八种，四体也不太勤的那种人——他比我好点，他在非洲当过三年大坝总工，确实干过体力活。而如果此处编辑慷慨地允许放图的话，我平时是这么个形象：
一看就和种地毫无关系。所以是纯废物。王哥不想带废物。
不过丰泽没有放弃，一直和王哥保持着联系。第二年因为大水导致远东普遍歉收，王哥想起了我们。但王哥毕竟也资本积累了多年，不至于真的从头开始，底子还是有的。而且王哥已经还清了外债，对资金需求不大。所以我们就从他地里分了1200亩，这片地略大于故宫——听起来不小，但也就是王哥的十分之一不到。
不过在远东，没人说“亩”，这太小农了。当地的通行单位是垧，一垧地是十五亩，所以我们是八十垧，王哥是接近一千垧。
地大到一定程度，人就会没有概念。八十垧和比澳门半岛还大，而如果根据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1.3亩来计算，这是我国11500人的人均耕地面积总和。王哥还在国内的时候，他在黑龙江所属小三百人的连队也种这么多地。而在远东，他只有六个中国人，和一些季节性雇佣的本地人管着如此大的一片土地。
王哥一伙人的背景都很类似：上学的时候就学种地，出来了就在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垦区）干农业技术员。后来为了更多机会，就跑来了俄罗斯远东。只不过王哥更希望有一个可以自己说了算的环境，所以就从三台农机开始攒起，一点点有了自己的农场。
虽然七个人种着以前两百人才能种的地，但这就是机械化的现代农业：种地更像是工厂生产，而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体力劳作。这里的一切都是机器作业。一进到农场，首先看到的就是一辆辆轮子和人一样高的农机——是它们而非人的双手，在和土地打交道。
另一种世界
该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呢？其实完全可以用最少的字做出最精确的描述：广种薄收。远东土地上一切事物的运行逻辑，都围绕着这四个字展开。
国内一垧地要两万多块一年，在远东也许只要五千块。如果是长租的话，还可以更低。但朋友，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农业基建可言。“没有基建”这个概念不是很好理解，因为种地似乎就是土地加人而已。但当你真的去了一个农业基础设施堪忧的地方，才会理解土地上甚至连土，都是基础设施的一环。
开车驰骋在远东的土地上，会频繁地在四种景象中穿梭：林海、沼泽、农田和荒废的农田。
荒废的农田其实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今年可能没种嘛。但沼泽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它遍布在正在耕种的农田和农田之间。很多时候我感觉但凡移除一小块沼泽，两片巨大的地就可以合在一起成为巨大的平方。但就是没人这么干，宁可让农机多开一个小时绕路也不把沼泽变成农田。而如果站在天空的视角来看，可能上天根本不会认为远东是一片巨大的农田，而更多像是沼泽和农田交织的国际象棋棋盘。
这对于东北人绝对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远东就在东北旁边，最近的距离不过一条乌苏里江。乌苏里江对面的东北，有农田的土地，就只有农田，最多有点零星的村子。远东更像是人们在沼泽里抠出了一点农田——但因为基数足够大，抠出来的农田也不少了。
这就是因为没有基建。沼泽变成良田需要治涝，而治涝是个纯关于基础设施的事儿。现代社会的文明人（比如我）会有一种错觉，认为土地天生就是可以耕种的。但事实完全相反，人类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和时间才能把一片土变成可以耕种的地。
这也是当年闯关东的时候面对的困难。后来我问家里祖辈，她们说当年刚来东北的时候，前三年都不收租、后面几年也都收的不多。因为对于地主来说，没有变成农田的地就是废的，本来也种不了啥。新来的开荒者需要好几年才能把荒地变成农田。这特别像新车投产后的产能爬坡。但不同的是产能稳定了就是稳定了，农田的产量可不一定。
因为农田从不是一个天然属性，而是一种状态。一旦停止，大自然很快就会把主导权夺回来，让土地变回出厂设置。所以各种农业基础设施应运而生，又随着技术进步不断升级。为的就是让土地可以始终处于农田这一状态。
在前苏联，人们还有动力去把充满水分的土地变成农田；但现在显然没有资金和人力投入在这里了。毕竟离莫斯科太远。所以，当年是农田的地，现在如果没荒废就还是农田；当年不是农田的土地，现在大概率也变不成农田了。
这也是为啥我们虽然说是种大豆，但其实可选的作物也就俩：大豆和玉米。再说一个冷知识：水稻虽然叫水稻，但它不是一直长在水里。水稻的生理结构能在一定程度上耐水淹，所以靠水淹来把杂草弄死。农民需要频繁的灌水抽水来淹死杂草。淹太久了也不行，水稻也死了。显然在一个连水都排不了的地方，水稻也不能这么水。
即便是清理好的农田，农民们也依然会受困于基础设施的短缺。比如对王哥来说，玉米就不是个可行的选项。一般来说，大豆固氮，很合适也必须轮作。就是种一段大豆然后换成别的作物。而且一片土地长时间种大豆之后大豆的产量就会下降。这是连我都知道的农业小常识。所以在远东的第一天我就问王哥：咱咋不种点玉米呢？
王哥烟一掐，和我说：“我常年种大豆，也应该轮茬了，但这玉米我打怵啊，非常打怵。打怵在哪呢？就是最后这个粮食处理。种玉米回来它有水分要烘干。国内建一个烘干塔应该是在50万，基本上就是配套全下来，但是你从这儿没有200万都下不来。”
每年收回来的玉米，要积成大堆存放。如果不抓紧烘干，几天就会出问题。但每年所有人的收割的时间都差不多，哪有人能把烘干塔借给别人呢？而且对王哥来说，这不光是钱的问题，而是看着粮食烂了，心里“有一种负罪感”。而在没有基础设施的地方，大豆是最好管理的。直接堆成一大堆，注意下雨别淋上去，完全可以放一冬天，等价格合适的时候再卖。
所以反正地便宜，国内轮作是作物换着来，王哥轮作是土地换着来。基本就种大豆，这也算因地制宜了。
缺乏基础设施所导致的困难出现在任何地方：没有路、没有水井、铺不起水泥地......但这里做缺乏的，还不是基础设施，而是人力。
在一切基础中，远东最缺乏的基础就是人。丰泽开玩笑说：“以前感觉人类文明首先是要有文明，现在感觉人类文明首先是要有人类。”而我的心里则有一个更隐秘的想法：
“咱们中国是一个地贵人便宜的世界，我想看看一个人贵地便宜的世界是什么样。”
我来远东之前不知道另一种世界是什么样，但到了之后发现处处都不一样。即使合作种地的大哥们都是黑龙江人，但跨过乌苏里江来到远东，他们仿佛都换了一种思维模式：能靠换一片地解决的，那就换一片地；能用机器干的，就用机器干；如果一件事必须要人干，那就考虑不干。
所以在远东，种地的逻辑变成了：更多的土地、更大的基数、更强的农机，人主要负责开和维护农机，除此之外，人力这么宝贵的东西，怎么能乱用呢？
太不一样了，真是太不一样了。
到远东的第一天，另一个让我很纳闷的事情就是为啥这准备耕种的农田都是平的？我意思难道农田不应该是一垄一垄地呈现出波浪的样子吗？家长小时候都会叮嘱小孩去田里玩别把农民的垄给踩坏了。那为什么这里的地都是平的？
“起垄太费人了，所以我们每年就耙一遍地就得了。”
我甚至不知道该问王哥什么问题。就是王哥在他的专业领域做了一件违背我对该领域常识的问题，我甚至无法判断是不是常识出了错。但可能在远东，一切常识都要变一变。比如王哥就不看节气，他说这是给中原准备的，在黑龙江都没那么好使，更别提远东了。
相比起垄，耙地就很简单了。开着农机用挂在上面的耙把土打碎、整平就可以。正好王哥下午打算把我们这次准备种的地先给耙了。对他来说，这种小打小闹靠农机一天就能耙完。所谓的农机在此处特指拖拉机。而谁没有一个开拖拉机的梦想呢？我十年前考手动挡驾照，等的就是今天。
但王哥可还指望着拖拉机干活呢，岂能让我们玩闹？所以经过劝说，他同意我坐在驾驶舱的轮胎盖上跟着一起走。不过拖拉机已经在地里干活了，开回来至少要一个多小时。而且农忙时节，都是人换车不歇。所以我们得开车去地里找。
王哥让我们上他的老尼桑 SUV。这车顶棚纯铁皮，车内的电线似乎都裸露在外面。安全气囊我猜肯定是不好使了，座位上一排一股灰。但要的就是这个味儿。从王哥的基地去地里走的都是带坑土路，任何宣称自己越野能力的车，都无法在这种路上连开十年。王哥这台车该坏的地方已经都坏了，剩下的就都是好地方，能开、敢开、空调竟然还能用。这可真是好车啊。
不过车里 NVH （Noise、Vibration、Harshness的缩写，也就是噪声、振动、声振粗糙度，一般指汽车厂对车内噪声的控制）自然是没有，虽然就前后排但说话全部靠吼。就这么连吼带颠了半个小时，我们终于第一次站在了自己的地旁边。
那是泛着油光的、阒黑阒黑的黑土地。地上拾一把土，用手一捏，就会团在一起，非常有粘性。这是一种极其有生命力的黑色，你知道面对狂风，它也不会尘土飞扬——因为碎沙一样、一吹就随风起的土，是贫瘠的。有些时候在秋天，我看到一些黄色的山就会感觉如果自己走在上面肯定一身土。但在黑土地，永远不会这样。黑土地有一种令人安心的感觉，你知道即使现在上面还什么都没有，但万事万物都孕育在其中。大自然千万年的积累，最后便宜我了。幸好提前准备了靴子，到处都是水塘和湿漉漉的土。
但它也是恼人的。稍微往里一走，无数的小飞虫就会向人类袭来。它们在天空中做布朗运动，并在人脸上产生一定压强。经常说几句话就要吐一口嘴里的虫子。温暖、湿润又肥沃的土地，是这些虫子的天堂。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当年刚闯关东到东北的人，甚至把驱虫的植物绑在头顶缓慢燃烧——他们宁可忍受烟熏眼睛，也想熏走虫子。
虫子天堂
不过我们的这片土地毕竟是正经的农田，虫子还不至于那么多。但也超过我平生吃虫子数量了。
直到我爬上了农场的大拖拉机，轮子就有两米高，上去需要爬梯子。驾驶舱为一人设计，我只好坐在轮子盖上，手扶司机的座椅靠背。引起我注意的，是车顶有一个破旧的小金属风扇。马上我就知道了这风扇不是凭空出现的。当时室外的温度还穿长袖和薄秋衣呢，司机杨哥上来就把上衣脱了，光膀子。随着机器启动，我很快就感受到了前方发动机传来的热浪并开始流汗。我心想就这温度，这小风扇打开也没用啊。驾驶舱两侧和后方的窗户都打开了，但外面的凉风吹不进拖拉机炙热的内心，只有机器的轰鸣声传来。跑车的声浪对比之下显得很矫情：真正把自己变成工业化管线中一环的驾驶机器，是没有一浪一浪的声音的，它只会一直满负荷运转。唯一值得我开心的是虫子终于没有了。
开农机是杨哥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他一辈子的工作。从他第一次上邻居家里佳木斯产的六五农机到现在，已经开了四十年。他和王哥一样，也都是先在黑龙江的农场干活、学习技术。来俄罗斯之前，他还去过一段山东，负责开小型收割机收小麦。远东六月份可能还没播种完呢，山东已经能开始收第一茬了。但后来杨哥感觉小型收割机实在是施展不开拳脚，就来了远东继续开大型农机。
杨哥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握着档把。手以5 - 10度的幅度左右变换，但头却不断左看右看。因为杨哥需要确保拖拉机严格直线行驶、后面挂的器械不能太高耙不到地也不能太低卡在地里，还要盯着地里随时可能出现的小水塘——同样是因为没有基建，这些小水塘就只能这么放着。他需要均匀地把几百亩地都给耙一遍。感觉杨哥的双手、双脚和眼睛都被100% 占用了，我也不好意思问问题。不过就这个吵闹程度，我说话杨哥可能也听不见。
对了，需要忙活的还有耳朵。
差不多十分钟后，我已经热到不行了。突然感觉杨哥的动作慢了下来。我知道他肯定不是累了，累得只能是我。此中必有原因。果不其然突然车顶冒了一小股黑烟，然后车就趴下了。杨哥急忙下车看，猜测应该是断了某个零件（我实在没听懂，录音也没听懂）。就准备开车回基地找王哥看看有没有备用的。杨哥自己就能修车，但关键是要有零件。
我和杨哥又坐着那台接近散件的车往回开，这次我主动请缨。这样潇洒的车开在远东的土地上，实在乐趣无穷。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都在抢着开这台车、走这条路。
刚回到基地，就看见王哥愁眉苦脸的出来了。原来另外一台农机的轮胎爆胎了。要去镇上买一条轮胎。而且这种胎还必须用专用的工具才能换。我们到的时候，王哥正在卸轮胎，准备把轮胎装车带走。我们几个在来之前特意每人准备了一套工服。我感觉工服不脏都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是很丢人，显得自己啥也没干。便主动请缨，抱着轮胎就往车上走。放下轮胎后，衣服上的土让我略微自得：嘿，哥们也没少干。
王哥实在不理解为啥去镇上换轮胎我们也想跟着，但我确实好奇。我感觉王哥说的是一种介于黑龙江普通话和俄语之间的话，但人和人总是能互相理解的。一切搞定后我又把新轮胎带回了基地，跟着一起换了上去。这时杨哥也从不用的农机里拆了个零件下来，准备回去换上去。
王哥现在就希望农机可千万不要出修不了的毛病，春播每时每刻都很宝贵，必须争分夺秒。但事与愿违，半小时后杨哥带来电话，零件还是不行。王哥只能赶快联系国内，希望能有人带个备件过来。
这其实才是在远东种地最大的挑战：机器可千万不能出毛病。
说到这里我希望你能真正理解“广种薄收”是什么意思——人贵到没有人，地便宜到只剩地，这样的世界里，运行着另一套逻辑。一切都依赖机械运作，这里像是黑灯工厂更甚于我们了解的那个田园牧歌的乡村。每年，王哥和他的人要提前一个月到远东，就是为了修农机，确保春播万无一失。而一切灾难里，最大的灾难就是机器出问题。能在本地修的还好说，不能的，就只能从国内人肉带备件过来。这样我想起了朋友家的印刷厂，只要印刷机还能运作，那工厂就不会停止。
我的一种幻想被颠覆了：农机这种纯地里干活的机器，难道不应该作为工业级设备非常耐用吗？至少在我的行业，如果一台相机说自己是干活的机器，潜意识就是说它虽然可能无趣但绝对靠谱。怎么农机还动不动就坏？看来拖拉机驾驶乐趣的代价就是它如同任何有乐趣的机器一样彩云易碎琉璃脆。
不过这也不能都怪机器不稳定。农田就不是一个工况良好的环境。如果这种“广种薄收”的机械化作业如同工厂，那一定是苹果最讨厌的那种。坑洼、破路、连续不停地作业......啥机器在这里都很难稳定。但虽然王哥这么解释，呆了一会之后他还是说出了真正的原因：这些机器都用了十几二十年了，能用就不错了，哪有钱换新的？王哥虽然是古典意义上的地主，但在这个巨大的农业游戏里，却时刻感觉自己就是个佃农。唯一敢大规模投入的，只有地。其他一切都要精打细算，大钱更是不敢花。
甚至你说王哥他们是农民，不如说他们更像是修理工。
王哥和我介绍每个人的时候，首先介绍的就是他们和农机的关系：除了杨哥，老余负责所有车的保养、老柳负责改装和各种配套设施、老许主打康拜（收割机），并且负责带着俄罗斯人干活、老栾指哪打哪，哪里需要他就去哪。
这些人都至少五十岁，和王哥都已经合作很多年了。“说白了就是这几个人，我就当成自己家人来对待”。因为“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
随着播种的正式开始，整片土地也进入了“换人不换车”的模式。几台农机开去地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除非遇到问题，否则就是一直在耙好的地上播种。晚上会打开大灯，照亮农田。而我们的水平显然不够，就只能逐渐摸索，最后在白天可以开一开农机，自己种自己的地。不过我们的地少，在农机的帮助下，两天多就全搞定了。
主要农机编队作业是一项困难更大的工作，而且我们的地也没大到配得上编队作业。所以我们只好轮着开农机。但我也不能闲着，就来回在基地帮忙搬大豆种子、看大家修农机和练习焊接。王哥虽说已经在远东种了这么多年地，但还是感觉有不少优化空间。每年都想试试不同的种子，今年也找俄罗斯人买了一车。不过拉过来王哥却感觉质量没有想的那么好，但钱也付了，倒是不贵又不是不能种，那就种点看看吧。
王哥期待他的新种子效果如何，我则期待我们的地能长多少大豆。虽然对于熟悉远东的人来说，我们这点地算不上什么。但对我们而言这依然是无法依靠人力劳作保证产量的尺度。也许在远东种地有点像一场真正的赌博，尽一点人事，剩下的全是天命。
在回去之前，我们开车去了一趟乌苏里江。乌苏里江是中俄的界河，我多次站在过它的江岸上——可我只从一侧看过，还未曾踏足过另一侧。乌苏里江原本是中原帝国的内河，但历史的变局让我走了很多年才来到了大江的另一侧。
乌苏里江面宽阔、平静，一如我们对今年收成的预期。
大豆世界史
历史的洪流从不遵循预设的河道。
日俄战争接着就是一场席卷整片土地的大鼠疫，让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国东北。这仿佛就是几年后一战和西班牙大流感的预言。但此刻，东北享受了短暂的平静，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作为全球大豆无可争议的心脏，其产量与出口量似乎昭示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动摇的农业宿命。可也就在此刻，在东北大豆乘坐蒸汽货轮，将东方的蛋白质输往欧洲之际，河流却带着它走向大洋彼岸扎根。
在大洋彼岸，土地面积已经不是未来的引线，想象力、战争和机械才是主导。没人能想到，为大豆点燃新大陆的人是亨利·福特，就是那个以 T 型车改变了世界的工业先知，福特汽车的创始人。
福特有很多远见，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有些不好说、有些则是灾难。大豆可能介于第三种和第四种之间。他认为大豆堪比化工厂，他投入数百万美元建立实验室，命令他的化学家们“去给我从那颗豆子里找出一部汽车来！”
很快，福特工厂里下线的每一辆崭新汽车，都带上了大豆的印记——从换挡杆上光滑坚硬的黑色手柄、到喇叭按钮和仪表盘的塑料部件、再到车身那闪耀着光泽的搪瓷漆，都源自大豆蛋白和豆油的衍生物。福特甚至在1941年，向世界展示了一辆几乎完全由大豆塑料打造的车身外壳的大豆汽车，他用斧头猛砸车身以证明其坚固。
可大豆最合适的用武之地显然不是造汽车，福特此举难言成功，但他却为美国大豆点燃了工业革命的星星之火。接下来，如同很多事情一样，战争则为大豆浇上了最猛烈的催化剂。这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用美国运来的原材料造出了坚船利炮和飞机，然后炸了珍珠港；紧接着“马来之虎”山下奉文仅用了两个多月就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日本就此切断了美国来自亚洲的椰子油和棕榈油航线，让北美骤然陷入了油脂短缺的战略恐慌。仿佛一夜之间，大豆就从福特的实验玩具被擢升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略物资。
为了扭转农民对大豆的负面印象（可能大部分农民对大豆没有任何印象），华盛顿的宣传机器全力以赴：印有 “Soybeans for Victory!”（为胜利而种大豆！）的海报贴满了中西部的农场。政府用前所未有的价格保证，召唤着每一位爱国的农民将种子播撒下去。于是，伊利诺伊、爱荷华和印第安纳的广袤田野，变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每一株摇曳的豆荚里，都孕育着制造炸药所需的甘油、人造黄油的脂肪以及喂养前线士兵的肉类。大豆，被彻底武装了起来，而它又武装了盟军。
但最关键的还不在这。
当东北的农民还在遵循着千百年来的传统，用人力与畜力在动荡的时局中艰难耕作时，美国的农田里早已回荡着约翰·迪尔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就和几十年后王哥在远东的农场一样。一台机器一天的工作量，便能超越数十名劳力一个季节的辛劳。而离开土地，在大学实验室里，农业科学家们则通过杂交和选育，设计着全新的大豆品种——它们更高产、更抗病、更适应机器收割。
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的某个时刻，河流彻底改道。东北还在生产大豆，但未来是一个将豆子视为塑料、将农田视为工厂、将种子视为代码的全新时代。大豆世界的权杖，就这样从古老的东方大地，无可逆转地传递到了美国工业化巨人手中。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在今天，我国超过七成的大豆进口来自巴西。可是在1973年的那个转折点之前，如果有人预言南美洲将成为世界大豆的中心，那就是天方夜谭。
这一切的源于1972年的某个时刻，南美洲西海岸的风变了。
长期以来，强劲的信风一直不知疲倦地从东向西吹拂，将太平洋表层的暖水推向亚洲，让秘鲁沿岸深海中冰冷、富含营养的海水得以翻涌上来。这股被称为“上升流”的冷水滋养了无数的浮游生物，进而喂饱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单一鱼种群——秘鲁鳀（Anchoveta）。
秘鲁鳀是一种凤尾鱼，体长20厘米，身上有一条银线。凭借着沿海看似取之不尽的秘鲁鳀，秘鲁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渔业国。这些银色的小鱼并非直接为了人类的餐桌而捕捞，它们被大量烘干、研磨，制成鱼粉。鱼粉是工业化养殖业的发动机，因为它是鸡、猪饲料中最高效的蛋白质来源，支撑着二战后全球肉类消费的爆发式增长。
但在1972年，风停了。暖水回流，像盖子一样封住了海面。科学家管这种现象叫厄尔尼诺。但在当时没人能意料到这场南半球海洋里的呼吸暂停，会在彻底改写农业版图，并改写大豆的命运。
1972年到1973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扯断了秘鲁鳀的食物链，但人类的需求并不会停止。面对鱼群数量锐减，渔民只好加大捕捞力度来维持产量。结果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让秘鲁渔业瞬间崩溃，捕捞量在短短一年内暴跌近90%。紧接着全球的饲料槽空了，农场主们陷入了恐慌。
当鱼粉从市场上消失，世界急需一种替代品。而大豆榨油后留下的副产品——豆粕，是当时唯一能填补这一巨大缺口的植物蛋白来源。这正是当年菊地节藏在满洲时看到清朝人喂马的饲料。一夜之间，大豆价格开始疯狂飙升。这对于美国豆农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但对于当时正被通货膨胀困扰的尼克松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政治噩梦。豆价上涨意味着饲料变贵，饲料变贵等同于超市里的鸡肉和猪肉价格将激怒选民。
1973年6月，为了平抑国内物价，尼克松总统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宣布对大豆实施出口禁运。尽管这项禁令仅持续了短短几天（随后被出口限制系统取代），但它释放的信号是毁灭性的。因为这项政策等于尼克松政府向世界宣告：在粮食危机面前，全球最大的大豆供应国——美国，将优先自保。
美国一禁运，日本就难受。制作豆腐和喂养牲畜，让日本高度依赖美国大豆进口。上一次美国禁运让日本人炸了珍珠港，可这一次实在无计可施。日本政府突然意识到，将国家的蛋白质安全系于单一供应源是何等危险。
为了分散风险，日本开始将目光投向南半球，特别是巴西。可大豆本是来自东北的温带作物，它的生物钟早已适应了四季分明的日照规律。要让它在赤道附近的巴西热带稀树草原（Cerrado）上生长，类似让企鹅住温室。
日本政府和商社开始向巴西投入巨资和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巴西农业研究公司（EMBRAPA）创造了神话。科学家们通过引入具有“长童期”（营养生殖期长）特性的种质资源，成功欺骗了大豆的生物钟，让大豆卷了起来。这样使大豆在热带的短日照下也能延长生长期，温带大豆变成了热带大豆。一举解锁了南美洲数千万公顷此前被认为无法耕种的土地。
在南美，免耕法（No-till farming）得到了大规模应用：传统农业里，种地必须先“耕地”——用犁把土深翻一遍，让土变得松软，把杂草埋掉。而免耕法，就是完全不翻动土壤，直接在没开垦的土地上播种。这样的优点是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并且让土壤中的蚯蚓和微生物生存状态更好。但不翻地也就意味着杂草不会被埋死。所以到了1996年，阿根廷率先批准了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巴西随后跟进。二者结合，极大地降低了耕作成本，让大豆得以在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和巴西的边疆地带野蛮生长。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仅沦为廉价的原料产地，南美国家通过差异化的出口税政策，建立起了庞大的国内压榨工业，确立了自己在全球豆粕和豆油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最后让南美大豆完成终极飞跃的，是太平洋对岸的中国。
随着中国经济腾飞，数亿人的饮食结构发生巨变，对肉蛋奶的渴望转化成了对饲料蛋白的无底洞般的需求。这股力量如同一台巨大的抽水机，将南美的大豆源源不断地吸纳进全球贸易体系。如今，巴西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在马托格罗索州的公路上，满载大豆的卡车长龙是全球化最直观的注脚。
从东北、到美国、再到南美、最后回到中国。大豆兜兜转转了一圈。宏大的叙事太宏大了，我只想回到远东的土地上，看看我们的大豆怎么样了。
这里是远东
播种是五月，现在是十月中旬，我们又来秋收了。但一落地我们就出现了一些小争执：我就说我们租的这车是从日本走私过来的，他们不信。
听说过很久日本车被偷了然后走私到俄罗斯的都市传说。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租的车是奇瑞，还没见识。但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租了台本田步威（Honda Stepwgn），先不说这车根本就没在俄罗斯上市的事儿——我们租的这台车非常新、日本右舵（俄罗斯和中国一样是左舵）、只能用日本时间、地图如果不在日本列岛，就只会显示你在一片海里。如果这还不能说明这车来源有问题，还需要什么证据？
主要这不是一个关于道德洁癖的事情，不是说租的车可能来源有问题我就不开了。我是担心这位日本列岛铺装路面设计的车，在远东的土路上能开不？
当然不能。
从海参崴去往我们田里的路有相当长一段在修路，种地的时候就已经在修了，秋收的时候没有任何变化。当然根据你对这里常识性的认识，也知道半年是修不完的。在一段土路，同行人一脚油，车就爆胎了。这倒没什么可慌张的，这一年本来就是我们的爆胎大年：一月初在土耳其东部迪夫里伊（Divriği）山顶没信号的地方爆过、波黑的犄角旮旯爆过、首都剧场的大门口爆过.....起初我们也以为这是一次寻常的爆胎，换个备胎等到了目的地去修理厂补胎就行。
打开后备箱的那一刻，每个人都意识到了问题不简单：这车，没备胎。
显然正在修的高速公路严格符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个称呼，我们颤颤悠悠地开着轮胎有问题的车到了最近的修理厂，只有铁门后的狗吠传来。丰泽只好联系租车公司的人，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没有。租车行的人选择帮我们远程叫一辆出租，让出租司机帮我们想办法。
出租司机一看，大手一挥说在这等着，他把轮胎卸下来然后拿去修理厂帮我们换。问我们有没有轮胎扳手——以上对话基本都是靠手比划，但你要相信人和人总是能互相理解的。小红书搜了下，发现这车就没有自带轮胎扳手。司机说没事儿，回车上把自己的轮胎扳手拿来了。但尺寸不对。
然后他就去找人借扳手，发现都不行。最后他索性开车去了修理厂，一次性拿了六个扳手——还是都不行。日本本土车非常日本，它这个轮胎的螺母尺寸怎么这么尼玛特立独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在相对尺寸最接近的扳手里垫纸，螺母动了动，但还是不行。
最后还是司机大哥有经验，去拦了一辆（看起来也像是走私过来的）日本车，从他们的后备箱里借了一个扳手，终于好使了。把轮胎带到修理厂，下车了我都没看出来哪里是修理厂。其实就是个小木屋，小到可能就几平米。修理师傅住在里面，旁边有一些工具。不过麻雀虽小，五脏比较俱全。扎的有点狠，补胎够呛了。虽然没有新轮胎，但扒拉扒拉也能找出个旧轮胎先顶上。
这一趟折腾下来，已经快半夜了。我们只好和司机大哥说，能不能带我们找个酒店？远东的酒店有点像以前咱们这，不是所有酒店都能让外国人住。而且这些酒店大部分也都不能网上预定，只能到了才知道有没有房间。在第一个能住外国人的酒店没房间之后，我们接下来找的几个酒店都不接待。最后只能换了个镇子才找到酒店。住下已经快一点了。
这就是远东持续给我的一种感觉：它很拼装。为了维持自己的运转，只好东拼西凑。就像是街上有俄国车、老苏联车、日本车、美国车、带着汉字的中国油车、偶尔还能看到理想 L9。超市里一半的东西是全中文的，很多甚至连个俄语标签都没有。你会清晰地意识到有些品类此刻完全依赖中国供应。甚至喝的红菜汤都不是只有甜菜的俄罗斯传统做法，而是加了西红柿的中式风格。
可远东的物价却不便宜。我们种地时每晚都在一家镇上的小餐馆吃饭。就是一家完全普通的餐馆，每天吃的也都差不多：红菜汤、萨拉肉、酸面包，加一两道菜。但人均折合人民币却接近一百。介于这里没有外国人，菜单也只有俄文，肯定不是看我们外国人就多收费。考虑到这里公务员的平均月薪也就三千多人民币，这价格实在不便宜。
战争也在影响着这里。
很多年轻人都去前线了，镇上会有大牌子上印着阵亡士兵的姓名和照片。每天早上都有母亲神情悲伤的来献花。为了省钱，征兵广告小广告只印了单面。我们秋收之前的几天，俄罗斯境内突然禁止新用户漫游。所有游客入境24小时之后手机卡才会生效。海参崴等大城市市区 GPS 都做了信号干扰。丰泽落地后费了一番功夫才来到租车行，最后他靠着辨别太阳的位置开到了机场接我们。
种种挑战不能耽误我们去收自己的大豆。第二天一早，我们直奔王哥基地。
种在地下，收在天上
此刻我们对今年的收成还一无所知。我之前问过王哥，虽说夏天的时候没人在，不知道。但都秋天准备秋收了，咋还不知道呢？
王哥给我仔细讲解了一下：首先地太多了，每块情况都不一样。有些低处的可能涝，但高处的就更好。而这么大的面积，不到收获的时候也没办法挨个仔细检查。而最重要的是，每片地实际上和看起来也不一样。很多地站在旁边看着挺好，但里面可能颗粒无收；反过来的情况也有。但我当时还不太理解，想的就是秋收的时候自己看看。
不过总体而言，在远东种地 basically 就是出差赌博。一年头来一次，尾来一次，其他一切，听天由命。
一到基地，王哥就赶快拉着我说给我们看点好东西。仓库旁边有几个巨大的白色袋子，和播种时装种子的袋子一样。只不过这次里面不是大豆，而是一种深棕色的、芝麻大小的种子。有点像烤焦的小米。王哥说这叫“tusizi”，是一种中药，可好了。我问王哥好在哪，他说滋阴壮阳。我实在没听懂“tusizi”是哪三个字，更对这玩意的功效表示怀疑：滋阴壮阳。这不是我信不信的问题，是壮阳和滋阴是俩相反需求，怎么能合在一起？
但王哥有句话我懂，特别懂：这玩意四千到五千一吨。
我说那可好啊，这不比大豆挣钱吗？亩产多少啊？王哥手一挥，说别提了，我愁啊。我问王哥愁何在？他说你不懂，这其实是一种农业病害。属于杂草。我没理解，为啥杂草还能卖这么贵？能挣钱不就行吗？这时同伴终于查到了这三个字“菟丝子”——我还是没听过。
王哥开始和我们详细解释：菟丝子这玩意长在大豆上，算是杂草。但也能卖钱，所以长点就长点了。但今年特殊，往年远东都是“十年九涝”，我们来春播的时候还担心下雨多呢。结果今年后半段开始旱了，菟丝子喜旱，所以成堆成堆的长。王哥收的一些地，有的一亩地大豆没有多少但能有一堆菟丝子。但问题是往年这玩意少，所以才贵。今年所有人的地都旱，都长这玩意，估计卖不上这么高价了。还是大豆比较稳定，虽说价格不高，但心里踏实。
更让王哥揪心的是，还没收多少地呢，就这样了。那其他地方得什么样啊？今年收成还能不能好了？不过他也安慰我们（和自己），说以前也有类似情况，一晌地怎么着都也还能打上个一吨半两吨。说完我们就开着那辆散装尼桑，去看看我们的地、也是我第一次正经看到等待收获的大豆田。春播期间王哥和我说站在田边上也看不出来田里怎么样，这次我是彻底懂了：
成熟的大豆，看起来就像是死了。
这么说有点废话，大豆作为一年生草本植物，熟了自然就死了。但我感觉死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感觉。水稻、小麦也是一年生，但成熟后的稻田麦田却让人感觉是充满希望的田野。风吹麦浪就是美景，看着满眼等待收获的水稻，也是享受。但大豆田不是这样，大豆田给我的感觉是干枯、零落、凋残，基本上就是满眼枯槁。
因为大豆成熟后不能直接收，要等它干燥后才容易收割。所以大豆成熟后都要自然风干一段。一风干，自然大豆田看起来就毫无生命力。而且大豆不是一种很茂密生长的作物，干黄土地可以被赤裸裸的看到。站在田边向里看去，就是一片毫无生气的枯黄土地。自然没有办法判断其中农作物的长势。而且俄罗斯的地基本原生态，一片地里面都可能有的地方旱、有的地方涝，实在难以判断。
我们和春播时一样，穿着靴子下到地里。到了发现完全多虑了：干燥的土地踩上去非常踏实。淘宝买的工服派上了用场，尖锐、干枯的大豆枝桠不会对我的大腿造成伤害。我们学习王哥，摘下豆荚，用手碾开后把大豆放进嘴里咀嚼。王哥这样的大师，一口就能大概尝出来含水量如何，是否干燥到可以收获了。我没有这个能耐，只能东施效颦，品尝些味道。你要说好不好吃，那我只能说味道不在这个评价体系里，但它绝对是能吃的。毕竟别忘了，我们种的是高蛋白大豆，给人吃的。
往深处走，菟丝子开始出现。我没见过菟丝子的本体，但是看到倒伏的大豆杆上缠满了一圈圈发丝一样的植物，就知道肯定是它了。站在远处确实完全看不见这些菟丝子。这些被菟丝子缠绕的大豆会变成一个一个像坑一样的形态，比周围正常的大豆要矮。走在其中，就像走在炮击过后满是弹坑的战场。
我升起无人机，只见无尽的远方都是和我眼前一样的光景，我无法想象靠人力该如何收获这些大豆。在遥控器的屏幕里，每隔一段就有一缕“烟”升上天空，这是康拜（收割机）扬起的灰尘。而在农田和道路交界处，一辆辆巨大的卡车在等着拉收好的豆子回去。
上次来时，负责播种的杨哥此刻站在卡车前等着康拜回来。秋收时开康拜的不是他，是于哥。我看见杨哥身上穿了一件衣服，上面写的是：“I HAVE GOT TOO MUCH TOO DO”。
在杨哥等待 DO TOO MUCH 之前，我见缝插针的找他聊天。我说你咋不开康拜了，他说他更擅长播种。收割都是于哥。我说那你现在就负责开车呗，他说对，主要就开车，然后都收获完了留下来看着基地。我不解，这不冬天没人吗？他说是没人，但总要有一个留下来看摊儿，喂狗。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每年十一月之后，大雪已经降下。这时候王哥、杨哥等人基本上都已经飞回温暖的鹤岗休息了。但总要有人留下来看着，杨哥一般是这样的人。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时候，每天烧烧柴火、靠发电机发电、刷刷抖音，喂喂狗，就这样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四月。唯一的变量就是每周会有车来送水，车到之前狗会先叫，于哥就带着桶出门了。
这是一种我无法理解，也无法体验的生活状态。似乎杨哥的生活里没有无聊这个概念。无聊时我这样矫情的人才会畏惧的。不知道，我甚至无法更详细地描述心里的好奇和疑问。人怎么会没有无聊这个概念呢？但杨哥就是没有。
话还没说完，我刚打开手机准备录音，远处一溜青烟生起。于哥一边说话一边警惕地看着，紧接着是一溜黑烟。接着收割机停下，于哥下车，于哥看了看，于哥向我们走来。杨哥什么都不用说，很默契地向于哥走去。车又坏了。这次不知道好不好修。
我跟着于哥开车回基地，到了就看见王哥一边打电话一边转圈，说是清选机出毛病了，打电话摇人呢。于哥也没有犹豫，上来就把康拜趴窝的事儿告诉了王哥，给他来了个双喜临门。王哥颇具老板风范，让于哥先找找备件换上去试试。一方面开始自己动手修清选机。而我双手插兜，啥也帮不上。
清选机的重要性可能仅次于康拜。刚收获的大豆能和小石子、枯枝败叶或者菟丝子等杂草混合在一起。这不是能卖的。清选机是一条长的、向上的轨道，一直在震动。这样不需要的东西会被震下去。最后随着大豆从清选机的末端向瀑布一样飞流直下，微风会让最后的杂质从中飘走，只剩下大豆。
这次运气好，清选机在下一批大豆抵达前重新开始了轰鸣。我们站到后面，看着大豆列队从清选机上倾泻而下。此时正值夕阳，我从没想过可以在人生中看到如此诗意的景象。大豆越来越多，粉尘开始笼罩起整片天空。清选机在阳光下变成了黑色的剪影，皮壳和沙土被高高抛起，在强烈的逆光下瞬间加冕，化作漫天跃动的金色星辰。而在地上，大豆如一批批的琥珀一般沉甸甸地汇聚。我感觉每一粒都积累了一个不可战胜夏天的厚重。在轰鸣中、在尘埃里，没人能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大家似乎在半梦半醒里做着自己的工作。王哥他们在不断地把大豆铲起来抛向清选机，而我们几个人的相机已经布满了大豆碎屑。
晚上我洗了五分钟头，感觉也没洗干净。
收获就是这么一件没有太多戏剧性的事情。每天就是开车、修理、吃饭、睡觉。我对于田园牧歌的想象早在春天播种时就被虫子击得粉碎，不要过度浪漫化一件人类为了活下去而做的事情。
随着秋收的深入，王哥的心情一天不如一天。王哥每隔半天都在计算，又来了几车，心里用已经收获的土地面积除以车次，来计算产量。似乎今年一垧地的产量只有一吨到一吨半，这意味着即便是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打平——而更大概率的是，今年又是赔钱的一年。他总是试图重新计算来证明今年的产量不低，最开始他还不断地自言自语说今年一垧地能有两吨，到后面他绝望地开始问我，是不是自己少算了一车。可惜并没有，他数学很好。
此时远东大豆的收购价是一千三左右一吨，而今年一垧地的成本比这还高点。这就意味着，如果一垧地是一吨半，那还勉强能挣一点点，但要是一吨，就会赔点。王哥之所以今年同意带我们来，就是因为去年大涝，一垧地产量低到区区七八百公斤。赔大发了。而没成想今年竟然干旱，虽说不至于赔那么多，但也有些难受。不过这种大起大落的轮回，王哥已经经历过好多次了。
可我看新闻国内现在一吨大豆要四千块，怎么这边收购价这么低？王哥为了转移注意力，开始和我解释：国内虽然成本高，但各种补贴也多，一吨里补贴能有一千五左右。所以相当于实际的价格应该在一吨两千五。而俄罗斯这边，有各种税费、运费，这就差不多要一千三。那粮商一吨也要挣个二三百吧？这么算下来，如果国内大豆收购价是四千，这边就要一千二一吨才有人买。所以说一千三一吨，还是往多了说的。
我感觉自己再次理解了“广种薄收”这四个字的含义。用尽可能少的成本，种足够多的地，花足够少的人力。而那一切播种机、康拜等所谓的机械化作业、所谓的农田像工厂一般，只是一种伪装。农业的内核永远是看天吃饭。即使是一群种了四十多年地的农民加上一台台现代化的农机，也只是在掩盖农业从人类有文明以来就从来没有变过的核心，运气如神一样在天空中凝视着一切。
我突然想起了东北一句老话：种在地下，收在天上。
老天让我们今年收获了差不多一千两百吨大豆，足够装满48个标准集装箱。按照中国人均每年食用大豆及豆制品约12公斤计算，这够我吃十万年，从石器时代吃到现在也吃不完。但这很多么？放在中国的大豆需求面前，1200吨仅够全国消耗不到6分钟。我们每秒就消耗3.5吨大豆。一艘大型散货船载重约7万吨，1200吨仅占船舱的1.7%，不到一艘船的五十八分之一。对我们几个人而言，如此广袤的一片土地，看都看不到边。却也仅仅就是如此了。
不过到最后我们并没有完成这一年的目标，完整地经历一次农业的循环。因为王哥期待着开春后粮价会上涨，所以打算囤着大豆，过几个月再卖。而我们则回到了海参崴，打算趁着走之前吃顿好的。可我们哥几个又忘记了这里进城就没 GPS 的事儿，气得都快放弃吃饭了，才找到我们想去的饭店。这是一家丰泽以前来过的格鲁吉亚菜，从苏联时代开始俄罗斯人就很喜欢吃格鲁吉亚菜系，甚至这成为了全俄罗斯人聚会的必选。吃完一结账，人均三百多。丰泽惊呼这比几年前贵了不知道多少倍。在夜幕下，我们又花了一个小时才顺利找到酒店。
回去之前我们又去了一趟乌苏里江，在冬天，它的水位会下降十米。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海参崴回哈尔滨，这距离属于起飞就降落。但是即便在空中，两个国家的土地还是如此区别鲜明。即便远东的农田我用小小的无人机根本飞不到头，但这里依然是一片以森林和沼泽为主的土地，农田只是其中的点缀。但在黑龙江，在哈尔滨的周围，一块块金黄色的、等待秋收的农田如同长长的卷轴画一样，一路随我从云层下直到落地。
在飞机上闲着没事儿我刷手机看这两天拍的照片。看到日历才反应过来这一天是东正教的圣母帡幪日。这是一个献给圣母玛丽亚的节日，信徒们认为被白雪笼罩的大地就像是圣母用白色的头巾庇护着大地。而此刻王哥他们还在没日没夜地干活，试图在第一场雪降临之前收完所有大豆。即便今年的产量不尽如人意，收不完只会让一切更糟糕。而他们的俄罗斯邻居，在这一天都会纷纷走进教堂。我们旁边的镇上就有一座小小的东正教堂，传统上东正教会把教堂的内部当成是天国的重现。即便是一座小教堂，也是如此。农民、小孩、失去儿子的母亲应该此时都在教堂中。而每个人在进入教堂的时候，都会说出一样的话：
“Господи Иисусе Христе, Сыне Божий, помилуй мя грешнаго”（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
作者———王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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